分析師們尤其對日本企業的“財術”(zaitech)——運用金融工程技術提升非營運利潤,刺激了日本非金融公司的投機性金融投資——與中國包括理財產品和信託的資金管理手法的相似之處感興趣。
如果出現真正的泡沫的標誌是泡沫向不尋常的資產類別溢出,只需要看看一般被認為是頂級普洱茶的老班章春茶的價格。這種茶葉的價格在過去一年中上漲了近90%,至每公斤1.5萬元人民幣,是以重量計白銀價格的4倍。 1987年,炫耀和投機性貨幣的類似組合助推日本小金井鄉村俱樂部(Koganei Country Club)高爾夫球場會員費達到350萬美元。
過去4年,隨著中國可能存在泡沫——或者一系列相互關聯的泡沫——的警告聲增強,這些比較感覺更令人信服了。 “過去8年,中國的增速已降低一半,債務卻增長一倍,”關注中國金融體系的專家侯偉(Fraser Howie)說:“這可不是好的相關。”
不同的做法
然而也有一些非常明確的對比失效的情況。經濟歷史學家認為日本泡沫經濟肇始於1985年9月在紐約簽署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該協議為美元貶值開了綠燈,從而為市場佔據主導地位鋪好了道路。 3年後,日元兌美元匯率從1美元兌240日元升值至1美元兌120日元。相比之下,中國謹慎管理人民幣匯率,而且時不時打擊投機行為。正如2015年7月引發爭議的入場干預以阻止股市下跌時展示的那樣,中國政府擁有令人生畏的“彈藥庫”。這種狀況不太可能發生變化。
2.海外買地
1989年10月,日本三菱地所(Mitsubishi Estate)以9億美元收購了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
2014年,中國安邦(Anbang)以近20億美元收購了紐約的華爾道夫酒店(Waldorf Astoria Hotel)。
另一個明顯差異是兩國在房價大幅下跌後復甦的能力。上世紀90年代初日本房價暴跌的時候,它是災難性的,因為日本缺乏經濟引擎,無法通過經濟增長來擺脫困境,但中國可能擁有這種引擎。此外,里昂證券(CLSA)的股票策略師克里斯托弗‧伍德(Christopher Wood)表示,就自上而下的經濟規劃而言,中國還在嘗試日本從未想過要做的事情,即從出口主導模式轉向消費主導模式。
中國現狀與日本過去的第三個不同在於,中國一黨制政府的獨特性質。三分之二的企業債務是國有企業欠國有銀行的。正如麥格理證券(Macquarie Securities)的胡偉俊(Larry Hu)和Jerry Peng去年指出的那樣:“中國債務基本上都是一個政府實體欠另一個政府實體的。在這種情況下,正常的信貸分析會失效,因為中國政府能夠在體系內重組債務。”
但中國債務的增長也要快得多。英國金斯頓大學(Kingston University)的教授史蒂夫‧基恩(Steve Keen)編制的數據顯示,在日本,私人部門債務與經濟產值的比例從1970年的125%上升近一倍至1995年的220%,用了25年時間。中國私人部門債務與GDP的比例在過去9年裡就從115%飆升至210%。
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的中國金融專家埃斯瓦爾‧普拉薩德(Eswar Prasad)表示:“中國不可能躲過所有的經濟法則,但它在許多方面確實獨特。”
3.引人矚目的海外藝術品購買
1990年5月,日本大昭和製紙(Daishowa Paper)的齊藤良平(Ryoei Saito)以8250萬美元的價格購買了梵高(Vincent van Gogh)創作的《加歇醫生》(Portrait of Dr. Gachet )。
中國的劉益謙在2015年以1.7億美元的價格購買了阿梅代奧‧莫迪利亞尼(Amedeo Modigliani)的作品《側臥的裸女》(Nu couche)。
然而,當許多資產類別——從人參到銅——都開始有泡沫跡象的時候,中國官員感到了不安。被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吸引到中國市場的投資者同樣如此,他們總在留神類似警報,尤其是因為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末的房地產和股市投機明??顯標誌著該國高速增長時代的結束。富士通研究所(Fujitsu Research Institute)高級經濟學家馬丁‧舒爾茨(Martin Schulz)表示,日本的泡沫不僅結局糟糕,而且還留下了25年後還清晰可見的“傷疤”,它以預算赤字的形式顯現以使整體經濟維持運轉。
日本對泡沫破裂後的金融危機的清理——由於固執地不願觸發企業破產和大規模裁員,清理工作痛苦地延遲至2005年前後——給中國上了一課,讓後者明白如果本國銀行業體系面臨類似危機時不要做什麼。
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首席日本經濟學家白川弘道(Hiromichi Shirakawa)認為,比起中國是否有泡沫在生成,中國當局在泡沫破裂後的反應將更為重要。這正是最值得中國向日本借鑒的地方。他說:“泡沫破裂後最大的挑戰是恢復人們對銀行的信心。如果你不清理一些銀行,信心就不會恢復。”
在心理層面,日本股市在1985年至1989年期間市值增長3倍的情形與現代的中國股市如出一轍:資產升值與日益加深的民族崛起感交織在一起。
4.出境游客數量(佔總人口的比例)
1989年,日本出境游客為966萬人,佔總人口比例7.85%。
2016年,中國出境游客人數為1.22億,佔總人口比例為8.56%。
“泡沫是一段漫長繁榮期的欣快症式終結。”基金經理、日本經濟史作家彼得‧塔斯克(Peter Tasker)表示。 “開始人們抱著一種合理的樂觀情緒,接著就演變成一種沒有上限的感覺……各類投資者都希望參與進來。人們變得為國家歡欣鼓舞。日本就是一整個泡沫——股市和房地產同時膨脹。這種欣快症不僅體現在經濟和金融方面,還體現在社會和政治方面。”
白川弘道聲稱,中國和日本的自信都來自克服了最初看起來令人灰心的威脅,日本克服的是上世紀80年代初油價不斷攀升的“石油危機”,中國克服的則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
白川弘道表示:“不過,兩者之間也存在不同。在日本,《廣場協議》(和強勢日元)令日本央行得以長期維持寬鬆政策。銀行面臨著壓力,它們承擔了巨大風險。在中國,自信則來自那種'我們從國外吸引了規模巨大的資金流,這種局面將永遠持續下去'的想法。”
儘管如此,中國政府對這種金融風險有充分認識,正如一位政府顧問所說,它“是可能導致沉船的一大因素”。
5. 經濟——專家的說法
日本 ‘日本就是一整個泡沫——股市和房地產同時膨脹。這種欣快症不僅體現在經濟和金融方面,還體現在社會和政治方面’——彼得‧塔斯克
中國 ‘過去8年中國的增速已降低一半,債務卻增長一倍。這可不是好的相關’——關注中國的作家侯偉(Fraser Howie)
中國政府對人口發展勢頭也十分擔心。和日本類似,中國的人口發展勢頭可能抑制中國的存款和增長。隨著15歲至54歲之間的勞動年齡人口開始下滑,兩國都從人口紅利階段進入了人口負擔階段。對日本來說,這一轉變發生在1990年。在中國,轉變發生在2012年,標誌著中國“人口紅利”的終結。
舒爾茨表示:“中國人正在關注人口結構,因為如今他們認識到了日本當時並未認識到的問題——當時沒人認識到。從日本身上,我們了解到當人口結構發生變化時,增長會在多快時間內停止。”
在日本和中國,股市估值差不多都和其人口紅利同時見頂。高盛的馬場直彥表示,這也許意味著,“在泡沫見頂之前,股市在最後幾年有將紅利期的好時光過度外推的傾向”。
由於部分人認識到了日本泡沫膨脹和中國當前局面之間的高度相似性,人們的焦點已轉向中國是否正接近和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初一樣的拐點。近日,穆迪(Moody's)將中國的主權信用評級降到了和日本同樣的A1級別,並提到這麼做的原因是中國規模龐大而又不斷增長的債務負擔。不過,該評級機構同時上調了對中國經濟的展望,並預計其增長潛力到2022年或放緩至5%,這樣的結果將遠遠好於日本所經歷的突然崩潰和多年經濟停滯。
6. 人均GDP
日本 1989年,23472美元
中國 2015年,8069美元
來源:世界銀行(WB)、日本國家旅遊局(Japan National Tourism Organisation)、中國旅遊局
在中日兩國,泡沫行為深刻改變了無數人的生活。在日本地產和股市泡沫接近頂峰時,日本城市居住成本超出了普通“工薪族”的承受能力。到1989年,一套距東京市中心90分鐘通勤路程的75平米中檔公寓的價格,需花費白領平均薪資的8.5倍。 30年後,中國正在其首都見證更具戲劇性的一幕。北京一套100平米公寓的平均價格是500萬元人民幣,是當地居民平均年收入的50倍以上。
分析師表示,兩國政府處理這一問題的方式,令這一對比尤其重要。 1989年,三重野康(Yasushi Mieno)擔任日本央行行長——當時日經225平均指數(Nikkei 225 Stock Average)距離達到38915點的歷史最高點還有兩週。上任伊始的三重野康,對不斷攀升的房價和漫長的通勤時間大加譴責。如今,許多人認為,三重野康此舉觸發了隨後的市場崩盤。
在某種程度上,中國似乎謹記三重野康的經歷,措辭十分謹慎,使用“遏制”增長這樣的字眼,而不說壓縮泡沫——中國這輪泡沫已將數以千萬計的市民變為數百萬美元身家的富豪。不過,這方面中國在仔細權衡。中國政府對其脆弱性是有清晰認識的,正如習近平最近曾警告的,“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
譯者/何黎